相较于爱，孩子更希望被理解
讲
座 主 题
孩子：相较于爱，更希望被理解
主
讲 人
Annie Grosser
安妮•格罗塞尔
精神分析师，心理治疗师。
法国绿房子资深接待人员。
法国阅读多尔多协会共同创始人。
讲座时间
2018.11.04 周日下午
09:45-10:30
主办方
武汉大学哲学院心理学系
引
言
一个孩子放学回来看到他的爸爸或者他的妈妈，额头靠着玻璃，非常悲伤。他走近，带着犹豫的口气问：“你很伤心吗？”为什么带着犹豫的口气呢？因为孩子的体贴。他知道他也许不应该无意中撞见成人脸上的这个表情。如果成人用一种或多或少气恼而带有攻击性的方式回答他的话：“你瞎编些什么？我很好！”那么孩子的信任感就会受损。他知道父母中的这一员在说谎，但是他的这个认识使他们两个都置于危险之中，所以他“选择”想他错了，“选择”想是他的感受欺骗了他。但是这之后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也将变质。与此相反，如果这个父亲或母亲回答他：“对，你是对的，我是很伤心，但是我不想，或者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告诉你为什么，你真体贴，注意到了我的伤心，我很欣慰。”如此这般，孩子的信任感就会被修复，成人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牢固。温尼柯特毫不犹豫地称这一强大的时刻为一个孩子和成年人共享的，神圣的，真切的的时刻。多尔多则称之为实语的交流。这些时刻在是整个童年里的一些微小的时刻，但是它们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很巨大。
我要特别感谢邓兰希以及所有使我们能够参与到这次纪念多尔多大会的人员，在这里，在武汉，这个我第三次充满喜悦来到的城市。
邓兰希，多尔多不倦的仰慕者，仰慕于她的著作，仰慕于多尔多认作是自己最美的作品：绿房子。我祝贺邓兰希，成功地落实这个梦想，并懂得去在他周围聚集起了一些合作伙伴，他知道如何去说服他们：他们一起给武汉的儿童和父母们送去了一个倾听和接待的地方，就像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玛丽·海莲娜、玛兰德兰以及其他四位同事一起，于1979年在巴黎所创建的一样。
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他，他的朋友们，这些中国的治疗师，他们的辛勤工作，以及他们对多尔多一些书籍的翻译。
这是纪念多尔多的一天。
人们经常会问我：“她教给您了些什么？”“她给您传递了什么知识？”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当多尔多自己坚定地表示：“我唯一的导师是婴儿”的时候，也就等于她对我们说：“去做同样的事，除了来自于婴儿的，其他的什么都别去接受！”
她对我们是这样说的：“在这一我们所从事的美好职业当中，我们总是不够有空，总是不够无知。”
她说：“对他人的所知扼杀了相遇。”
所以说，她所传递给我们的不是一份知识，而是儿童精神分析的伦理基础。
另外，在这份孤独的职业当中我们又可以求助于哪一种知识呢？(这样一种求助)是否会负面地影响到会谈中此时此刻我们在场的质量？精神分析，首先是一个实践，它是一份不能去委派的职业，而且它应该能够使两个在场的人去体验一次遇见。真正的相遇是一次这样的相遇，在这样的相遇当中，每一个主角在走出来的时候都与在进入的时候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在走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装载了人性的收益。我还是要去引用多尔多：“在分析师这里有一份特殊的移情，因为他对人类有信仰，他相信他的对话者。每一个他人，无论他的年龄或是他的行为如何，都是一个完整的人类代言人，一个充满着去表达自己欲望的主体，一个在对他的问题寻求呼应的主体。”精神分析师开启了移情，将自己提供于移情。我将我与弗罗索瓦兹·多尔多一起前进的进程比作一个学徒的进程，这个学徒向她所欣赏其工作、其专业技术的一位匠人提出了一个请求，这位匠人与材料接触的方式触动了她：木，泥，石，人。我有时会问一个有经验的分析师为什么在她所有的书和文章当中从来没有多尔多文献的引用。她回答我：“因为我不能和她一起工作。因为当我读她作品的时候，在我的身体上会发生一些事情，在我的头脑里也一样，我无法去应付这些事情以致于我无法去思考。”而我，恰恰相反，60年代末，我在阅读当中遇见了多尔多，她马上就触动到了我。我想要说的是她在对我身上的孩子说话，这个孩子一直在期待着被听见，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对话者被听见。多尔多来证实并承认了这一个认可的期待。当她表明“孩子，即使是婴儿，都懂得我们所对他说的……他甚至懂我们所没有对他说的”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是肯定无疑的。就像我去绿房子申请一个职位，然后被接待人员的团队所录取一样，这都是肯定无疑的。我觉得去到了属于我的位置上。
多尔多，一个“有学问的婴儿”？路易·卡勒达格斯(LouisCaldaguès)在第一部讨论班的前言里是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去介绍多尔多的。多尔多，天才的临床工作者，但是……暂停的符号，那她的理论呢？这就是在涉及到多尔多的遗产时我们所念到，所听到的。继续这样想的人当中很多都是没有好好读懂多尔多的，是一些从来没有机会去积极参加到多尔多会谈当中的人。他们没有在孩子面前，与孩子一起，以及和孩子面对面的时候接触到多尔多的伦理，他们没有能够受益于这一份独特的教学：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场”教学。这正是索维尔扎克(Sauverzac)在讨论班第二部前言当中所强调的。弗罗索瓦兹·多尔多用传递她临床工作者的大量经验这样一种方式在教学。她所留给我们的遗产，首先是儿童精神分析伦理的要素，她是通过叙述她与孩子们的相遇而去做传递者的。这些孩子就是她所说的她“唯一的导师”。她免除了我们去受到思想导师的控制和影响，也免除了我们因对她个人的大量移情而受到的控制和影响。如果说有一份理论遗产的话，那它是极其复杂的，多尔多的翻译者不会在这一点上反驳我。这是否是因为她所着手工作的概念本身非常复杂？这是些主体精神建构的概念，这些言说的人类主体，顺从于必要的抑制(refoulement)，而且，或者这些必要的抑制要叠加上我们独特的经历？我有一天问一位经验丰富的分析师为什么她的书和文章当中完全没有参考到多尔多的文献。她回答说当她念或是当她听多尔多的时候，她会被置于一种奇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当中，以致于她无法去思考，去使用这份素材。而我，恰恰相反，这会把我调动起来。
挑衅，召唤，呼喊
在绿房子的某个下午。
这个下午好像空气潮湿，绿房子里充斥着不同的气味：凝结了的乳汁，在换尿布的桌子旁边那个垃圾筒里有过满的尿布，这个味道使一些成年人在门口却步：“哎呀，你们时不时透透气吗？”三十多个孩子，二十多个成年人还有三位接待人员，每个人都很忙，有的陪伴在一位母亲身边，有的在一阵玩笑，或是在家长对戏水的界限提出过问题之后正在用拖把拖地。至于我，我在接电话：电话里的人在咨询接待的内容形式，（这是）一通求救电话吗？（这是）一个呼唤。
话筒贴在耳边，我让朱丽叶看到或听到了些什么？她正直立在大画板前面，手握黑色彩笔。我没有看到她进来。嘿！她在看着我。我们用眼神互相问好。她吸引住我的眼神，然后，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她转过身去，在墙上划了一条线然后再一次用她的双眼盯住我。我一开始被这个大转弯给愣住了，然后我恢复清醒，瞪大了双眼。又来了一次，又一个大转弯，超出画板，墙上又被划出了条新线，她再一次用眼睛盯住我。我用食指嘟哝抱怨，但是我记下来了：朱丽叶在呼唤我。一切都来得太快：朱丽叶，我不太认识她。她和她的非洲保姆来过几次。在她光滑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我知道这次挑衅是一个召唤。我终于可以挂断电话然后过去了：
你想对我说什么呢？
朱丽叶将目光转向最靠里的一张沙发;那里有一张展开的世界报还有超出报纸的两条腿
你是和你爸爸一起来绿房子的？
她表情认真，目光表示同意。
我们走！我轻敲报纸，报纸降了下来。
您好，我叫安妮。我是这里的接待人员。朱丽叶想要我们互相认识一下。
啊！您以什么为依据得出这个结论的？
她在墙上乱涂，所以…
那她只有22个月，再说了，区别是，墙和…
(语调柔和但他听不见)我没发现您的女儿智力受限。
他皱了下眉头，于是我得向他明确我是在开玩笑。我想要让他放松下来，想要做一个完美的女主人，想要去让他安下心……但是，我看到了朱丽叶的眼神。比严肃认真还要更多，那是个担心的眼神。我去辩认，去破译，(她在说)：“你走错路了，想一想，是我呼唤了你！”我重新镇定下来，坐下。
您的女儿分辨得很清楚。我的语调从这时起开始有力而坚决。
您知道她只有两岁。朱丽叶在爸爸放在膝盖上的报纸上划了好几道线，爸爸吓了一跳，但还是坚持。
您了解的……她还小，在这个岁数……
朱丽叶紧紧抓住我的目光不放，我用目光允诺。我的心跳加快。我们两人都很勇敢，开始了，爸爸的裤子上被划了一条黑线。
暴力就要突发但又马上再一次被镇压了下去了，这一次(这位父亲是)在窃窃私语中说：
她还太小！
…
在他抬起双眼时，他无意中撞见女儿失望的眼神，她低声埋怨：爸爸，不说不！
他哭了起来。
我被我们一起动员起来的所有资源震撼和感动了，我想我问了朱丽叶她是否想要留下来，但她已经走远了，留下我们去讲述挨皮鞭的往事，爷爷曾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好人而用皮鞭去矫正他。后来我们谈到了矫正驯服，但也谈到了孩子对教育的渴望。
这一忽然闪现的例子阐明了教育和精神分析的交汇，这一交汇是绿房子这一设置的基础；这是一个特别为0到3岁的儿童而思考设置的机构。孩子们使用绿房子，用它，也用我们。
幼儿，还在子宫内部时的活动就会使我们去对他说话，会使我们去谈论他，谈他未来会说的话。一出生，他就开始呼唤。他呼唤大彼者去将他认可为一个充满欲望的主体。就这样，自呼吸生命的头几分钟开始，比起第一次吮吸乳液，他就对语言层面上的相遇表现出更多的欲望：他松开乳头，转过头去看这个给他取名字，将他迎接到他现在这个家庭里的他或者她，他(她)对他讲话，将他作为一个幼儿注册到人类这个大团体里面。“你们的孩子不是你们的孩子”卡里尔·吉布朗(KhalilGibran)这样说。不仅仅是你们的孩子：确实，这个人类的幼儿，是双重属性的载体，他不仅仅有“成为人类的使命”，同样地，他还有继续做为人而存在这一使命。让·皮耶尔·温特尔(JeanPierreWinter)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将它上升至“谜”的地位：“还有一个重大的谜题……孩子怎么会在一出生或在出生前就已经进入到这一伦理范畴当中了？然而他是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自己位置的时候才遇到这个伦理范畴的。这一使他去拒绝伦理扭曲的法则他是从哪里得到的？”对于弗朗索瓦兹·多尔多来说，孩子对法则有直觉性的认识，他直觉性地认识到同类相食的禁忌，乱伦的禁忌，以及杀虏的禁忌。
我要给你们讲讲克莱尔，我把她称为两岁半的小导演，因为是她将要指挥她内心深处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们。就是这个孩子引领我一个又一个的周四，去自问绿房子的界限问题，去怀疑我的固执，我是否应该固执地认为这位母亲只有唯一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仅限于在这里她是她孩子的母亲，我是否应该等待……我甚至不知道我在怀疑什么……我只是看着克莱尔，她在观察……是她将决定那个她能够提出并展开她疑问的时候，那个把我召唤到她身边的时候，这个时刻能使这位母亲重新去理解她自己的经历。我盼望而又担心着这个召唤，因为我知道没有逃避的可能，除非我自我否认。
克莱尔：一个两岁半的小导演
和克莱尔，这个两岁半的小女孩的相遇，能够让绿房子的所有设置点都脱离轨道。这些设置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而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些设置为孩子服务，为孩子们的心理潜能所服务。我将优先介绍匿名这一项设置，它可能会组织母亲的心理移位。
已经有三到四个周四了，我害怕关木门时那个门闩干巴巴的喀嗒声。这同一对母女已经有三到四个周四来到接待中心了。有时还两点不到，绿房子还很安静。她们可能在不远处等着，然后一到规定的开门时间就走近过来。显而易见，那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女儿。但是多年之后，直到今天，在说到她们时，还是“一对”这个词会强制性地出现在我这里。她们之间的差别，是将她们分别开来的二十多年时间。不然，她们有同一纤细的身影，同一苍白而略带微蓝的面色，甚至非常苍白的双眼。形成对比的是母亲的滔滔不绝和孩子的缄默。另外我可能从没听到过她的声音？
我说：“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对此问候的反应是一个稍有迟疑，从我身上轻轻掠过的眼神。妈妈回答我：“她还不太说话。”至于母亲，她马上进入主题：“我们来的地方很远，不容易来，要承快速地铁，又要承普通地铁，还有我渴了，你们有水吧，是药的关系，它让我口干舌燥……”快点让她住口，快点让我平常的，挺热情的接待刹车减速。快点止住一连串的抱怨，这些抱怨让她内心深处的身份消失了，正因如此她成了人们所说的“社会案例”。我打断她的话，我向她介绍我的绿房子以及它的生活规则。我们一起参观，我和她讲货车，讲红线，讲戏水，“看！”我说：“小朋友对这个感兴趣。”但就在这时，她已经逃走了。
我邀请她们坐到沙发上，我拿了一杯水给这位母亲。当我放置婴儿地毯和一些玩具时，克莱尔走远了。当我明白这个小女孩在自己重走一遍我们刚才的参观路线时我平静了些。母亲试图让我留下来。希望多点人快点来绿房子！我在小书桌旁忙起来。但愿我今天的两个同事延长他们的咖啡休息时间，如果他们现在下来的话我要怎样示意他们。什么都不要固着，要给孩子留下足够的时间去用她轻松的眼神占据这个新的空间。我知道，什么都不能逃过这双眼睛。喔呦！正门那里有些推推搡搡，同时来了好几个推车，有一些尖叫，有一些大笑，我重新去到门厅那里，同事们来了开始给我增援。妈妈在沙发上让自己显得很小，孩子继续的探险，“看，她比我想的要少害羞些。”
一个又一个的周四过去了，克莱尔继续着她的溜哒。很多时候我吃惊于她看我的眼神。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注意到在大一些的孩子们吃点心的时候这位母亲有些紧张？我是什么时候记住了这位母亲，在她把包里的一瓶酸奶、一块饼干和一把勺拿出来的时候，有些焦躁而激动？这是惯例，而且塑料袋里装的总是同样的东西。她总是站起来，去找她的女儿，然后牵着她的手，把她安置在她们第一天坐的那张沙发靠近她的一个位置上。克莱尔摇头表示不，她的双臂长长地垂在身上。母亲很激动，用眼神或是低声去威胁她。我走近：“她晚上会吃得要好些，头几次的话经常是这样的，孩子们用这些其他人的新鲜东西把自己给喂饱了；他们在用眼睛和耳朵吃呢。”母亲总是同一个回答：“您不知道，她一定得吃。”孩子的小脸上保持着一幅无动于衷的表情，母亲叹气，最后扔了那瓶未动的酸奶。接着她们很快就离开了，好像是这是一个惩罚，是一次失败。我觉得无能为力，只能用一个“下周四见”来陪伴她们的逃离。
这个周四，克莱尔一进来就用一个深长的眼神去支持着我的问候。这个周四，当妈妈去用手牵她，而她在小木屋旁边用她的眼睛去“喝”那些大一些的孩子的时候，克莱尔和我的眼神碰到了一起。克莱尔，平时是那么地顺从而又缺席，这个周四，她却在抵抗，她从她妈妈手里逃了出去，走向最里面靠高椅子的地方。我靠近去：“你想爬上去吗？”她不回答，但拉椅子。“你想换个位置？”我把椅子抱起来放在克莱尔坚决站住的地方。她想要这把高椅子立在这个位置上，在地毯中间，在沙发中间，在绿房子中间。克莱尔，两岁半的小导演，把她的舞台装置成了圆形，抬起头，邀请我把她安置到所有眼神的中心。平静了吗？我不知道，但平静安置在了我的心中，我确定。对于这位母亲来说也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她也准备好了，她站着，一只手握着勺，另一只手拿着酸奶。三个人都为一场写好的戏而做好了准备，这场戏已经写好了多长时间，已经在没有观众，没有读者的希望下上演了多少遍？我的心在跳，我识别出这个孩子迫切召唤的时刻，但我不知道它会得到怎样的回应和解答。
满满的勺撞上了一边脸颊，然后又撞上了另一边脸颊，(克莱尔)还是摇着头说不。酸奶流淌下来，没有用，流到脸上，淌到裙子上。母亲是缺席的，她的眼神空洞，还在继续喂。我等待着孩子的示意。它来了。这是一个痛苦的眼神，但又同时充满了信任。我低下头，母亲的指甲插进了克莱尔前臂的肌肤当中。母亲的眼神在别的地方。于是我扶住她的肩，轻轻摇了摇她，对着她的耳朵说：“太太，这位太太，过来坐。”她精疲力尽的任由我(搀扶)：“她不要，从产院就开始了，跟我她不吃，我是她妈妈，但是跟我，她不要。”
我转向克莱尔，带她去洗脸，帮她擦干净了裙子。然后我回到刻莱尔母亲那里，她开始抽噎。“正是因为您是她的母亲，所以她和您一起的时候才不愿意吃，这是她现在对您说这话的唯一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您有一个特别的女儿。”抽噎之间，母亲说：“您不知道的是，法官已经第三次把她从我这里带走了，因为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当她不吃的时候，我会失去理智，我会打她，她已经三次住院了，有一次是因为多处骨折……然后……法官把她交托给寄养家庭。在那里，和那个太太，她是吃东西的。我只能在这里看她，一周一次，两点到四点，每次我们回去，他们都问我同一个问题：‘您照顾好她了吗？她好好吃酸奶了吗？她吃得好吗？’”
这一个周四，以及紧接其后暑假前的两个周四，克莱尔的妈妈讲述了她自己的童年，讲述了她受到的殴打，讲述了她的继父们，谈到了最后一个“因为她”还在坐牢的继父，她也讲了她自己母亲对她的不理解，而她的母亲也有和她一样的遭遇。最后一个周四，这位外婆来了，克莱尔在门厅处和大一些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她留下我们叙述和倾听这些不幸……之后夏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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